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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金沙澳门官网手机版:鲁迅的抬棺人为什么都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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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听一位神秘长者谈各色人物,半针见血

神秘长者点评现当代各色风流人物
2017-01-03 拈花一笑

复旦大学教授吴中杰写过一本书叫《鲁迅的抬棺人》,说的是当年为鲁迅抬棺的人都没有好下场,1949年以后都变成“反革命”和“右派”,这批继承鲁迅特立独行风骨的人都被打倒了,唯一的侥幸者是巴金。 鲁迅精神饱含战斗性和独立性 从鲁迅到巴金,不是一个时间概念,而是一个特定的精神现象,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五四”新文化一个最核心的精神传统。鲁迅是原创者,而巴金是继承者。巴金所代表的时代,是从“五四”开始形成的知识分子独立战斗、为中国社会进步作出主观努力的时代。而这样一个时代起源于鲁迅,虽不能说终结在巴金,但是我想,这样一个时代跟今天已经有区别了。 什么叫做鲁迅精神?我认为,鲁迅精神里面饱含了一种战斗性和批判性,是一种激进主义的斯巴达精神。“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的态度很明确,我必须战斗,哪怕所有的人都不理解,我还是要把“我血”献出来。鲁迅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是不觉悟的,他希望社会变得更合理更进步,但是社会拒绝他的努力,民众也不理解他,在这个时候怎么办?他就耗尽自己的生命去实践理想。 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精神对或不对,但鲁迅的这份执着,代表了民族性格中阳刚的一面。我们的民族性格被专制社会压抑了两千年,面对再残酷的压迫也会忍气吞声,也会逆来顺受,也会向邪恶一步步退让,甚至健忘。而鲁迅身上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像鲁迅这种敢爱敢恨,在今天的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鲁迅的批判精神是非常彻底的,彻底到什么程度?他连自己也批判,主张在批判别人的时候,必须从解剖自己开始,这点很少有人去做。后来发展到巴金身上,也就形成了巴金晚年写《随想录》提出的忏悔精神。 鲁迅精神里面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不断地自我更新和追求进步。一般人多半在年轻的时候比较激进,中年比较稳定,晚年就成保守了。可鲁迅一生都在追求新的东西,他一直在变,总是站在某个时代的思想最前沿来批判社会。但总不成功,所以晚年又跟左联的领导人周扬闹翻了。这到底是鲁迅走得太前卫,还是那些激进的政治团体本身有问题? 大家都认为鲁迅很孤独,其实错了,晚年鲁迅并不孤独,反而思想更成熟了。左联分离以后,他再也没有转向其他政治团体,而是独立在上海战斗。虽是独立但并不孤立,在他身边团结了一大批青年作家,那些人自认为是鲁迅的学生,实际上鲁迅把他们当成一个新的战斗团体来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胡风和巴金。胡风是左翼作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对鲁迅精神理解得很深,并将这种理解渗透到文艺理论,创造性地形成了胡风的文艺思想。另有一批人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为首的就是巴金。在鲁迅去世的时候,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抬棺人”,大概有十几个。我称这批作家是文学的新生代,他们在30年代掌握了多份文学杂志和出版社,像巴金、吴朗西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赵家璧参与的良友图书公司,像黎烈文主办的《中流》、黄源协助鲁迅主编的《译文》、孟十还主办的《作家》、靳以主办的《文季月刊》等等,还有胡风等左翼作家策划的小刊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都市新媒体。有那么多的媒体都在鲁迅的无形掌控之下,那是很了不起的,所以鲁迅的声音从来就不孤独。 鲁迅与当年的文学新生代之间,构成了一个非常亲密的同构关系,他们既是两代人,又同属一个团体,他们一方面批判国民党政府,另一方面又与当时的左联保持距离。这个团体一形成,最敏感的人就是左翼领导周扬,他一看鲁迅不仅不受他的领导,而且还把那批活跃在文坛的青年作家团结在自己周围,对周扬显然构成威胁,当年的口号之争便是这样挑起来的。当然周扬他们不敢骂鲁迅,也不敢恨鲁迅,于是就恨鲁迅旁边的年轻人,第一恨的人是胡风,第二就是巴金和黄源,所以徐懋庸给鲁迅的信里就集中骂这几个人,而鲁迅则挺身出来保护巴金和胡风。周扬搞了一个文艺家协会,鲁迅不参加,他周围的人也都不参加。以巴金为首的作家们又起草了一份跟文艺家学会对立的宣言,叫《文艺工作者宣言》,表示他们也同样拥护抗日,追求进步。党内的冯雪峰一看是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了,马上通过茅盾去动员大家在两个文件上都签字,既要团结鲁迅这批人,也要拉住左联的人,结果这件事就处理好了。而就在这个时候鲁迅去世了,从整个矛盾爆发到鲁迅去世大概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鲁迅只活了五十六岁。 胡风和巴金继承了鲁迅精神 鲁迅去世以后,紧接着是抗日战争爆发,本来团结在他身边的那些人一下子都散掉了,他们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帮鲁迅抬棺,这是一个象征。而周扬到延安以后就跟着毛泽东,后来成为党内管理文艺工作的最高领导人。在这个过程当中鲁迅精神被双方都继承下来,一方是把鲁迅高举为旗帜,另一方则在抗战实践中履行鲁迅的精神,后者最典型的人物就是胡风和巴金。 胡风一直认为中国人身上有种被几千年封建专制导致的精神创伤,心灵有一道伤痕,这道伤痕是长期被专制政治制度压制而产生的奴隶习性,这种习性最重要的特点是不敢反抗,逆来顺受。所以,胡风就号召作家首先要高扬自己的主观战斗精神,首先是一个战士,才能写出具有战斗性的作品,才能克服心里面奴性的创伤。很多年轻人都按照胡风的理论来写作,写出了一批非常高昂的、具有战斗精神的诗歌、散文、小说,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七月诗派。绿原、牛汉、路翎、贾植芳等,都是七月派的典型代表人物。后来《七月》杂志停刊以后,胡风又创办了《希望》杂志,还编辑了许多丛书,于是《七月》和《希望》就成为了一个流派。胡风通过他的杂志传播了鲁迅精神,把鲁迅的精神融化到文艺理论当中,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 巴金也同样把鲁迅的精神融到自身的工作当中。抗日战争时期很多年轻作家都流离失所,到处逃难,巴金就不断搜集他们的作品,借助他所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把他们的作品集结成书,卖掉后再用稿费支持这些作家渡过困境。我曾听吴朗西先生说,抗战中他们出版作家的书从来不拖欠版税,总是千方百计为作家解除困难。有人这样说,如果抗战没有巴金和胡风,大量的文学青年也许就不可能走上文坛。巴金的一个朋友罗淑因为生孩子死了,之后是巴金把她的小说一篇一篇找来之后结集出版,否则这个作家现在可能谁也不会知道。同时,胡风还把延安年轻人的诗歌小说拿到重庆出版,扩大了解放区文艺在大后方的影响。所以慢慢地他们两个人在文坛的地位越来越高。 1949年以后,大批左翼作家掌握了文艺工作的领导权,但对于巴金和老舍两个作家,共产党是保护的,因为他们在文坛有领头羊的作用。老舍在抗战时期是文艺家抗敌协会的实际领导人,领导着整个文艺界的抗战活动。老舍其实是个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左翼作家,早年写小说还骂过共产党,但是共产党团结他,老舍去美国之后,周恩来一次一次叫人带口信让老舍回来,之后他就真的回来了,还担任了北京市文联主席,当过模范。而巴金同样如此,我自己也问过巴金,问他为什么没有走?共产党有没有做过工作?他说有过,当年夏衍要佐临带口信给他,让他留下来不要走,所以巴金吃了定心丸,知道共产党不会对他怎么样。我觉得当时共产党政权对巴金、老舍是非常尊重的,他们都是党的统一战线的团结对象。而胡风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他本身是左翼作家,所以胡风没有料到将来自己会在政治上出现问题,并一直认为自己是鲁迅的传人、鲁迅最信任的人,鲁迅很多精神是通过他的努力实践体现出来,保持了鲁迅的先锋精神。而巴金则是把鲁迅那些先锋、前卫的思想通俗化、大众化。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的时候,最初讲的是每个人都会吃人,连狂人自己也意识到吃了人,所以要救救还没有吃过人的孩子。但按照“五四”时期的一般人的认识水平,大家所能够理解《狂人日记》里的吃人问题就是封建礼教吃人,而拒绝承认自己也会吃人,老百姓接受的是通俗化的理解,封建礼教吃人,吃人的是一种叫“礼教”的东西,跟自己没有关系。而“礼教吃人”的观念传播者是巴金,巴金的《家》其实就是把鲁迅说的吃人变成了一个礼教吃人,把自我吃人变成礼教吃人,描写封建大家庭中一个一个美丽的女性被礼教吃掉了。 通过这样一个过程以后,鲁迅的精神被保留下来。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官方教科书把鲁迅变成伟大的“革命家”,其实在胡风的身上,也体现了鲁迅这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巴金身上体现着很深刻的自我反省。但是后来,第一个倒霉的就是胡风,那就是1955年的所谓反胡风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中,鲁迅周围的年青人中冯雪峰、黄源等都被批判了,被打成右派,萧军等人又被重新揪出来“再批判”。黎烈文、孟十还等人在台湾,也被带上了“反动文人”的帽子。所以后来仔细想想,鲁迅身边的人不是“反革命”就是“右派”,都倒下去了,鲁迅也成为一面空洞的旗帜。 巴金认识到革命后必有镇压 复旦大学教授吴中杰写过一本书叫《鲁迅的抬棺人》,说的是当年为鲁迅抬棺的人都没有好下场,1949年以后都变成“反革命”和“右派”,这里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周扬根本不能原谅30年代团结在鲁迅身边的这帮年青人。这批继承鲁迅特立独行风骨的人都被打倒了,唯一的侥幸者是巴金,既没有成为“反革命”,也没有成为“右派”,虽然在1958年拔“白旗”运动中受了一些批判,但没有影响他的政治待遇,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巴金14卷文集。那是一个很高的荣誉。周扬曾在一次文代会上一口气推出了中国五个语言大师,巴金就是其中一个,此外还有老舍、茅盾、曹禺和赵树理。 1927年,巴金看到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的时候,他感觉很奇怪,为什么北伐革命胜利了,军阀被打倒了,中国人民应该过好日子了,可国民党却开始杀共产党了?为什么每当革命成功了,看到的不是欢乐,而是看到了大屠杀?1949年以后,实际上他是很明白的,革命成功后必然会镇压大批敌对势力,他早有警惕,所以他马上就屈服了。而胡风就一直没有屈服,总觉得自己是革命者,就跟周扬不停地斗,还给毛泽东写了30万字的信,想证明自己是正确的,周扬是错的。结果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非但没有理解胡风,反而进一步把胡风打成反革命分子。巴金开始害怕了,他跟胡风是朋友,大家也知道胡风和巴金都是鲁迅的学生,但巴金就被迫写了文章批判胡风和路翎,于是巴金就过关了。 其实在1949年以后,像巴金这类知识分子是必须要改造思想的,巴金就先后两次到朝鲜前线去体验生活,回来之后写了很多歌颂抗美援朝的文章,慢慢地屈服于政治上的强权势力,在某种程度上,巴金内心非常痛苦。但是他太了解历史了,从苏联十月革命以后他就知道,革命一旦成功肯定要有镇压,但这个时候很多知识分子还不知道,总以为当家作主了,就应该无所顾忌,心里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结果一说话就倒霉了。巴金深知这个危险性,就把自己放低,放成一个整天改造自我的人,但是他心里面很明白,这样的做法是违背自己良心的,也违背了鲁迅这种硬骨头的精神。 “文革”时期“极左”路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老舍自杀了,胡风得了精神病,巴金既不自杀,也没有得精神病,平平安安过去了,但同时也受了很多苦,被批判,被劳改,可是他坚持下来了,他太太顶不住了,生癌死掉了。有很多人不了解巴金,觉得巴金和鲁迅距离很远,其实并不远,因为巴金太了解这个社会,鲁迅也了解,鲁迅既了解这个社会,又敢斗争;巴金了解这个社会却不敢斗争,但并不代表他内心没有是非,所以就非常痛苦。但巴金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坚韧的精神,能够忍受各种痛苦,也有鲁迅精神的内涵。 晚年巴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独立精神又一次爆发出来,他痛定思痛,觉得自己不能再沉默,于是就产生了巴金晚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随想录》。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鲁迅对他的影响,巴金从自我忏悔开始讲自己为什么会屈服,为什么会不讲原则,为什么不敢斗争。巴金不敢战斗是因为在他内心深处就有这个毛病,就像《家》、《春》、《秋》里面的觉新,忍辱负重、不敢抗争,却牺牲了很多善良的人。巴金对觉新这样的人写得非常好,就是因为他内心深处非常了解,自己身上也有这种东西。到了晚年,他大声疾呼要自我忏悔。很多人当时都说自己是“文革”当中的受害者,都是“四人帮”叫他做这做那。可巴金说如果仅仅是“四人帮”,中华民族不会受那么大的伤害,在打倒刘少奇的时候,我们都曾举手,这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奴性。当巴金大胆站起来开始忏悔的时候,恰恰复活了鲁迅的精神。 从鲁迅到巴金,这当中有曲折,比如胡风就被打倒了;也有屈服,比如像巴金的状态,但是最终巴金通过自己的忏悔,通过一代知识分子的教训,终于站出来恢复了鲁迅精神。我把从鲁迅到巴金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精神过程,今天在我们的面前是完成了,至于这个精神以后能否成为知识分子、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就要靠我们一代代人的继承学习和发扬,靠我们后代人的努力了。 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1年第18期 作者陈思和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巴金文学研究会会长

01 谈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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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拈花一笑:有的人,生前叱咤风云,荣华富贵,却被正义与历史钉在了耻辱柱上;有的人,生前命运多舛,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却被人民与历史永远的祭奠。当我们的时代不再上演颠倒的历史,当我们的制度能够把善恶交给当下立判,不再留给后人和历史的时候,中华民族必将迎来伟大的复兴。)

如果胡适留在了大陆,五七年的整知识分子,当会拿胡适开刀的。章伯钧、罗隆基等不够格。


1954年批俞平伯,批胡适,其实许多人都是受了蒙蔽的。人们把握不住胡适,也不清楚为什么批胡适。到1957年反“右派”时,一切都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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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而今看来,胡适并没有被批倒。发起者批胡适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胡适的儿子胡思杜死得太悲惨(被打成“右派”,上吊自杀),太可惜。胡思杜当年太年轻。年轻人难免会干出一些糊涂事。

听一位长者谈各色人物

02 谈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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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神秘长者
文字整理:吴营洲
编辑:拈花一笑
**来源:网络 **

李大钊


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党史一直回避李大钊。这自然是不客观的,也是不正常的。

这位神秘长者,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生,也是新中国的第一批研究生。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此后便在一家农场度过了他一生最宝贵的二十年 ……

李大钊与胡适一样,都在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不同的是,胡适倾心欧美,李大钊仿效苏俄。 


李大钊认为,只要能拯救中华民族,走什么样的路并不重要。但在当时,他认为苏俄的道路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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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谈蒋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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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胡适

蒋经国


蒋经国目睹并亲历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对独裁统治的弊端及危害知之甚深。所以他决定放弃这种统治。

如果胡适留在了大陆,五七年的整知识分子,当会拿胡适开刀的。章伯钧、罗隆基等不够格。

改变一种体制,是会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的。蒋经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在改制的过程中,没有引发大的动乱。这是很不容易的。


04 谈鲁迅

1954年批俞平伯,批胡适,其实许多人都是受了蒙蔽的。人们把握不住胡适,也不清楚为什么批胡适。到1957年反'右派'时,一切都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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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其实,而今看来,胡适并没有被批倒。发起者批胡适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鲁迅总是纵观上下几代人,特别是下一代;而当今的人们,只关注自己和儿子。


十九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清楚自己在整个历史的进步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他们所谓的意义和价值,他们是一群历史的殉道者,人群的素质由此提高。中国知识分子在十九世纪几乎无所为,二十世纪初只有鲁迅苦思冥想,寻求拯救中国民众于水火的最佳方案,只有鲁迅才是在历史大进步中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人而已,而且是闪电式地消失了。追随鲁迅的,大多是学其皮毛而已,只有胡风得其真传。

胡适的儿子胡思杜死得太悲惨(被打成'右派',上吊自杀),太可惜。胡思杜当年太年轻。年轻人难免会干出一些糊涂事。加微信kano131479看内幕!

05 谈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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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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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一生都在倡导一个“爱”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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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李大钊

她的爱,是博大的,也是超越了时代超越了政治的,她本人也是这样。在她的一生中,各个政府,都很尊重她,都没有难为她。


在人们的心目中,冰心是个好人,难为了她,便是和一个好人过不去,便是容不得一个好人。似乎是谁都不愿担这个名声。

1949年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党史一直回避李大钊。这自然是不客观的,也是不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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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与胡适一样,都在寻求救国救民之路。不同的是,胡适倾心欧美,李大钊仿效苏俄。

萧红


萧红的《呼兰河传》,真实地描述了当时的中国农村,真实地描述了当时的中国农民。当时的中国农民麻木、愚昧、贫穷,这些人,是承受不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的。

李大钊认为,只要能拯救中华民族,走什么样的路并不重要。但在当时,他认为苏俄的道路不错。

萧红是个人物,值得研究。她的命运,代表了整个民族的命运。随着时光的流逝,萧红的形象将会越来越突出,而她身边的那些男人,将会越来越黯淡。 


《生死场》是萧红的一部长篇小说。其实,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不过是生与死的演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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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谈王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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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蒋经国

王实味


王实味终究活得不明白。他有理想主义色彩。

蒋经国目睹并亲历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对独裁统治的弊端及危害知之甚深。所以他决定放弃这种统治。

王实味作为个案,并不值得研究。之所以有人研究他,其着眼点也并不是这个人本身。


08 谈胡风

改变一种体制,是会触犯一部分人的利益的。蒋经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在改制的过程中,没有引发大的动乱。这是很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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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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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风太天真,太善良,太富理想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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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谈舒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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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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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芜

鲁迅总是纵观上下几代人,特别是下一代;而当今的人们,只关注自己和儿子。

舒芜大节有亏。


1955年,舒芜把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交上去了。紧接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整胡风运动就开始了。致使无数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十九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清楚自己在整个历史的进步中所处的地位,以及他们所谓的意义和价值,他们是一群历史的殉道者,人群的素质由此提高。中国知识分子在十九世纪几乎无所为,二十世纪初只有鲁迅苦思冥想,寻求拯救中国民众于水火的最佳方案,只有鲁迅才是在历史大进步中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人而已,而且是闪电式地消失了。追随鲁迅的,大多是学其皮毛而已,只有胡风得其真传。

令舒芜感到痛心的是,并不是他把信交上去了害了那么多人,而是他没有因此而得到想得到的东西。


舒芜是2009年去世的,活了87岁。真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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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谈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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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冰心

郭沫若


不想谈这个人,只说他几件小事吧。

冰心一生都在倡导一个'爱'字。她的爱,是博大的,也是超越了时代超越了政治的,她本人也是这样。在她的一生中,各个政府,都很尊重她,都没有难为她。在人们的心目中,冰心是个好人,难为了她,便是和一个好人过不去,便是容不得一个好人。似乎是谁都不愿担这个名声。

1958年,他出了本诗集——《百花齐放》,一种花一首诗,以配合党中央提出的“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有位学生读罢给他写信说:“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他读后,感到“后生可爱”,遂答道:“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毛主席!”


他有一首献给毛泽东的诗——《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其中写道:“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还有一首《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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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也够可怜的,两个儿子都惨死在“文革”期间。面对儿子的死,竟不能施于援手。在晚年,他用毛笔,一遍一遍地抄他儿子的日记,其情可哀、可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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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谈陈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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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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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

萧红的《呼兰河传》,真实地描述了当时的中国农村,真实地描述了当时的中国农民。当时的中国农民麻木、愚昧、贫穷,这些人,是承受不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的。

一般人遇到问题,尤其是历史问题,轻易不敢开口。害怕说错,害怕出丑,害怕徒留笑柄。


陈寅恪则不同。陈寅恪随便怎么说都不会错,还总是给人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因为他对历史很通透。这也是人们钦佩他的原因之一。

萧红是个人物,值得研究。她的命运,代表了整个民族的命运。随着时光的流逝,萧红的形象将会越来越突出,而她身边的那些男人,将会越来越黯淡。

12 谈张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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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是萧红的一部长篇小说。其实,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不过是生与死的演练场。

张中行


张中行晚年风行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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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的《负暄琐话》也风行一时。其后他又有了《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等。张中行自己称他的《负暄三话》是不三不四。不过,这几本书依次读来,是有点“一蟹不如一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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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称,张中行的“行文特点”是:有话则短,无话则长。该说的话,戛然而止,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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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王实味

张中行那些“没用的”话,絮絮叨叨,但读来并不觉得烦,而那些“有用的”话,到到了嘴边,偏又不说了,但读者也已“心知肚明”了。这就是高手作文,或者说是“高手作文”的手法之一。


13 谈梁思成

王实味终究活得不明白。他有理想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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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

王实味作为个案,并不值得研究。之所以有人研究他,其着眼点也并不是这个人本身。

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看到北京城被大片大片地拆掉了,不禁失声痛哭。


在梁思成的构想里,是在老北京之外,再建一个新的北京。一老一新,状似扁担,“日月同辉”。但他的构想被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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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谈老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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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胡风

老舍


老舍这人,很正直,也很正派。

胡风太天真,太善良,太富理想主义色彩。

他自幼生活在北京底层,对底层的人很了解,所以能写出《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茶馆》等优秀作品。


老舍有点曹雪芹的流风遗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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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老舍是真心高兴,也是真心拥护。他开始用自己的笔来讴歌新社会,诸如《龙须沟》等。也试着去理解共产党、歌颂共产党,写了一些作品,颇有图解政治的味道,但不成功,诸如《西望长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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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的思想转折,是在反右之后。反右期间,老舍在国外,无缘参加,所以也就幸免罹难了。然而,他回国后,发现他的许多朋友、许多好人,全都成了“右派”,他和冰心一样,想不通。这事对他触动很大。自此他就不敢说话了,什么话也不敢说了。反右之后,老舍的创作渐渐回到了写自身,开始写起了自己的过去,诸如《正红旗下》等,不再写“时新”的“应酬”的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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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舒芜

然而到了“文革”的时候,老舍终于受到了直接的冲击。老舍的妻子,也因此受到牵连,总是抬不起头来。在当时的那个氛围下,他的家人对他产生些不满乃至怨恨,恐怕也不是谁凭空捏造出来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舍先生的凄然离世,自然是因为他受到了诸多不堪忍受的凌辱,但是,老舍先生不是从批斗现场直接去的太平湖,而是回到了家。到家后,不仅连口热乎饭都没有,甚至连口热水都没有,所看到的,只有白眼和冷漠,不由地感到这个世界委实没有什么值得留恋或牵挂的东西了。这种幻灭感,可能痛彻心肺。于是才走出家门,去了太平湖。


老舍到了太平湖,也不是去了就跳的,而是在岸边坐着。坐了整整一天,直到后半夜。如果在此期间,他的家人若能找找他,或者有谁来劝劝他,和他聊几句,也许他就不会死了。这样的假设自然欠妥,但无论怎样说,老舍死得并不决绝。老舍自杀妻子、儿女也有责任。

舒芜大节有亏。

舒乙关于诺贝尔奖的最新讲话在大陆文坛引起了更大的反感,有人讥讽他酸葡萄心理,有人为他与当局一唱一和叹息,也有老一辈作家大谈舒乙的历史,说舒乙讲这些话不足为奇,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在北京文坛经历过“文革”的老一辈的作家中,人尽皆知,老舍之死,其妻胡洁清和其子女也有部份责任。因为在老舍被斗被批,处境最困难、最险恶、最需要亲人谅解扶持以熬过关的时候,他的妻儿也弃他不顾,与他划清界限。


一位老作家还记得看过胡洁清当时揭发老舍的一篇大字报,内容是提老舍与他过去一位红颜知己赵清阁的旧事。赵清阁是一位女作家,抗战时期老舍一度与她在重庆同居,在北平的胡洁清闻讯后跑到重庆找到老舍大闹。后老舍虽与赵赵清阁阁中止往来,但胡洁清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但大家想不到的是胡竟在老舍身处政治危境的时候,向老舍落井下石,算这一段感情旧账。

1955年,舒芜把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交上去了。紧接着,一场轰轰烈烈的整胡风运动就开始了。致使无数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这位老作家说,当时有些人能活下来,就是全靠亲人的支持。老舍在那种情况下众叛亲离,走投无路而被迫自杀是可想而知的。


使这些老作家反感舒乙母子其实还不是“文革”中他们与老舍划清界限的这件往事,而是“文革”后的。他们说,“文革”过后舒乙母子写了许多文章回忆老舍,从未表示过悔恨,胡洁清回忆老舍之死,完全不提她与老舍划清界限、写老舍大字报之事,字里行间还暗示她当时对老舍颇有情义。知情者看了胡的文章很好笑。“文革”后,老舍又红起来,舒乙母子充分利用老舍的名人效应混饭吃。舒乙本是学化学的,现凭着“老舍之子”的头衔己俨然成为中国文化界一位名流,是文坛中吃老子饭的典型,知道舒家底细的人,有的直骂“无耻!”

令舒芜感到痛心的是,并不是他把信交上去了害了那么多人,而是他没有因此而得到想得到的东西。

15 谈俞平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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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芜是2009年去世的,活了87岁。真不容易啊!

俞平伯


俞平伯的文字,明白如话,却经得住反复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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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对俞平伯的批判,声势浩大,当时好多人都不明就里,也跟着一起痛批,但随着历史迷雾的逐渐淡去,人们方有些如梦初醒,原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批“俞”是假,批胡适才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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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谈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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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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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

不想谈这个人,只说他几件小事吧。

周扬在自己挨了整之后,才知道了挨整的滋味,才知道了忏悔。


丁玲之所以至死都不肯原谅周扬,就是周扬往死里整人家。

1958年,他出了本诗集——《百花齐放》,一种花一首诗,以配合党中央提出的'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有位学生读罢给他写信说:'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他读后,感到'后生可爱',遂答道:'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毛主席!'

周扬是文艺界、理论界的太上皇、打手。


周扬与胡风的分歧,始自理论上的。周扬认为启蒙与救亡是对立的,胡风则认为,启蒙是长期的,救亡是暂时的。(因为有了日本入侵,所以才有“救亡”之急。)

他有一首献给毛泽东的诗——《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其中写道:'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还有一首《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周扬的忏悔,不仅仅是对个人行为的忏悔,而是对那个时代的忏悔。他意识到了那个时代是错的。他是在否定那段历史。这一点难能可贵。他晚年提出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等等问题,也是长期反思的结果。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扬既是“害人者”,也是“受害者”。

不过,他也够可怜的,两个儿子都惨死在'文革'期间。面对儿子的死,竟不能施于援手。在晚年,他用毛笔,一遍一遍地抄他儿子的日记,其情可哀、可悯!

17 谈夏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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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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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整起人来,跟狼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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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陈寅恪

反右时期,夏衍以文化部副部长的身份来到中央美术学院,在全体师生大会上说:“中美院是什么?就是小台湾。”这样的“定性”,非常令人恐惧。“小台湾”什么意思啊?“小台湾”的意思就是说中美院已经不是共产党领导了,是一帮国民党在统治,中美院已成国民党的天下了。这是什么性质啊?是敌我矛盾啊。一时间人人自危。包括院领导。


当时中美院的领导班子,在批胡风、反右时,特别积极,整了许多人,他们没有想到,螳螂扑蝉黄雀在后,后来被来了个一锅端,全给烩了。

一般人遇到问题,尤其是历史问题,轻易不敢开口。害怕说错,害怕出丑,害怕徒留笑柄。陈寅恪则不同。陈寅恪随便怎么说都不会错,还总是给人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因为他对历史很通透。这也是人们钦佩他的原因之一。

然而,“文革”一来,夏衍也开始被整了。被整的理由,说他是“电影艺术反党黑纲领的炮制者”。其实这就跟他说中美院是“小台湾”一样,纯属捏造诬陷。夏衍开始被游街,大会批、小会斗、被侮辱,被毒打,后来又被投进了秦城监狱,长达8年7个月。在狱中,夏衍的右腿被踢折了,却不给治疗,以致造成终生残疾。


18 谈吴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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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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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张中行

吴晗的最终命运,自然很悲惨,但他得势时、在位时,整起人来却是一点都不手软,非常狠,几近疯狂。诸如“反右”期间,吴晗在民盟召开的对章伯钧和罗隆基的批斗会上,做了题为“我愤恨!我控诉!”的发言,火力十足。


其实,吴晗当时的所作所为,不能归结为“形势所迫”,而是他一点廉耻都没有。他不配称作“知识分子”。

张中行晚年风行一时。

吴晗的死,自是悲剧,但也符合因果。


吴晗的写作,“意向”太明显,明眼人谁都清楚。

张中行的《负暄琐话》也风行一时。其后他又有了《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等。张中行自己称他的《负暄三话》是不三不四。不过,这几本书依次读来,是有点'一蟹不如一蟹'。

吴晗的《海瑞罢官》,本来是“遵命”之作,或说是“逢迎”之作,连他本人也没有想到,他会因此获罪。


19 谈丁玲

有人称,张中行的'行文特点'是:有话则短,无话则长。该说的话,戛然而止,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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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

张中行那些'没用的'话,絮絮叨叨,但读来并不觉得烦,而那些'有用的'话,到到了嘴边,偏又不说了,但读者也已'心知肚明'了。这就是高手作文,或者说是'高手作文'的手法之一。

曾经见过丁玲一面。是在1955年前后。当时的感觉,她长得很丑、又老,就像个河北农村的老娘儿们。


丁玲挨整,自然有其可悯之处,其实也“活该”。她在台上时,整别人也同样狠。诸如建国初她就起劲地批判沈从文,比郭沫若批得还厉害呢!凭她和沈从文的交往或交情,可是不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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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但在当时,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更优秀的小说很多,但没人向“斯大林”推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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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谈邓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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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梁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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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力群

1949年后后,梁思成看到北京城被大片大片地拆掉了,不禁失声痛哭。

邓力群有名的“左”,甚至被唤作“左王”。


其实,邓力群在他的晚年,应该客观、公正地看待一些问题了,但他不。一些被历史证明明明是错了的东西,他还坚持,这就有点像伪君子了。

在梁思成的构想里,是在老北京之外,再建一个新的北京。一老一新,状似扁担,'日月同辉'。但他的构想被否定了。

特殊的人生经历,形成了他宁“左”勿右的性格。


这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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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谈曹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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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老舍

曹禺


多次见过曹禺,矮矮胖胖的,感觉不大像个作家,更像个商人。

老舍这人,很正直,也很正派。

曹禺的戏剧,最好的也就是《雷雨》,那是他厚积而薄发的东西,其余的就乏善可陈了。而《雷雨》,似有剽窃之嫌。它脱胎于戏剧大师易卜生的名剧《群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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