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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富农租入的土地应与其出租的土地相抵计算。”

二是由没收地主在农村中的一切财产,改变为只没收其“五大财产”。即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这样做,可以维持地主的生活,并使地主的其他财产能投入农业生产或投资工商业,对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有利。另外,对地主兼营的工商业及其直接用于经营工商业的土地和财产实行不没收的政策,因为地主兼营工商业这部分私有财产,是受到《共同纲领》保护的。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资料,全国土地改革前农村各阶级占有耕地的情况是:占农户总数不到7%的地主、富农,占总耕地的50%以上,而占全国农户57%以上的贫农、雇农,仅占有耕地总数的14%,处于无地少地状态。地主人均占有耕地为贫雇农的二三十倍。农村存在着大量无地和少地的农民。从新区农村总的情况来看,贫农、雇农和中农虽然耕种着90%的土地,但仅拥有少部分土地的所有权,所承受的地租剥削是很沉重的。因此,《共同纲领》规定:“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凡尚未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民团体,经过清除土匪恶霸、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等项步骤,实现耕者有其田。”

  关于军费开支问题,毛泽东说:在现在的预算中,建设费只占百分之二十四,文教卫生费只占百分之四点一,军费则要占百分之三十八点八,行政经费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四。所以,实际上这还是一个战争预算。这个预算没有满足财经委员会、文教委员会等部门的要求,但是军政费用再要减少就不行了。又说:要让大家知道,部队的生活特别苦,有的部队没有菜吃喝盐水,吃的粮食也不能满足要求。各位省主席、市长,中央部长,都得知道,就可以向大家解释。

为加强对土地改革的统一领导,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主任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负责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各大区、省、专区、县人民政府分别成立土地改革委员会。《土地改革法》公布以后,党和人民政府采取各种形式,在农村和城市各界人民中广泛宣传土地改革的合理性、必要性和目的性,解释土改法令和方针政策,使之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按照《共同纲领》的要求,在新解放地区,人民政府首先着力剿灭股匪,安定社会环境,发动农民开展反霸斗争,推翻地主阶级在农村的政治统治,严惩那些依靠或组织反动势力称霸一方,用暴力和权势欺压、掠夺人民的乡村恶霸。通过反霸斗争,建立起以农民基本群众占优势的基层民主政权,为在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准备了必要政治条件。

  建国之初,新解放区有三亿一千万人口,在这样广大的地区用三年的时间完成土地改革,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运动,在全世界都是没有的。用毛泽东的话说,“这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及军事斗争以后的第二场决战”。②

经过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审议,并对《土地改革法》作了若干修改和补充,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土地改革法》。6月30日,毛泽东主席签署命令,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作为在全国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的法律依据。同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相比,《土地改革法》在若干政策上作了新的规定。

通过开展减租、减息和退押运动,新解放区的广大农民获得了经济利益,农户总数中有50%—70%增加了收入,并加大对生产的投入,初步改善了生活。同时,许多农民在这场斗争中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各地建立起以农民积极分子为骨干的具有战斗力的农民协会组织,以及青年团、妇联、民兵组织,进一步加强了农民的政治优势,为在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提供了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这些不同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这个问题需要拿到七届三中全会上作出决定。

《土地改革法》还规定,保护中农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受侵犯。上述法律规定,对于保证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以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已经建立全国性人民政权的新形势,党总结老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经验,制定了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中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中国的富农分为资本主义富农和半封建富农。据新解放区的典型调查,土改时富农户数占农村总户数的3%左右。富农经济在中国经济中并不占重要地位,但是对富农采取什么政策,对农民中的其他阶层特别是中农有着直接影响,对与土地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民族资产阶级也会产生影响。为此,毛泽东在1949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新解放区农村政策时,提出江南土改要慎重对待富农的问题。1950年3月,毛泽东为征询对待富农政策的意见致电各中央局,提出在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这样,更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防止发生过左偏向。另外,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减少社会震动,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较为妥当。

  这种经济萎缩,在全国最富庶的上海和江浙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国民党政府在败逃前的大规模掠夺和劫运,这些地区的资金和物资严重匮乏,大批民族资本企业到了连简单再生产都无法维持的地步。在大工业城市上海,刚解放时,全市煤的存量只够用一个星期,棉花和粮食的存量不足维持一个月的消费。全市一万三千六百四十七家私营工厂中,开工户数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相对景气的棉纺织业,每星期也只能开工三个昼夜。②

土地改革是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封建剥削制度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尽管国民党反动政权在大陆已被推翻,也有一部分中小地主和开明绅士表示愿意服从土改法令,但就整个地主阶级而言,是不甘心失去其原来在农村的统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在土改前期准备中,各地都有一些地主预先将土地及其他应被没收的财产“分赠”亲友,以逃避没收;或者分散给老佃户、老长工,以待土改过后再胁迫追回。少数顽固地主甚至以各种手段对抗土地改革,有的屠宰耕牛、毁坏农具、拆毁房屋、砍伐山林,破坏农业生产;有的以金钱女色收买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以求庇护,或派亲信、代理人混进农民协会进行破坏;有的散布谣言,蛊惑农民,或阴谋杀害农村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有的地主还留下变天账,准备以后反攻倒算。事实表明,新中国成立后的土地改革,仍然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地主阶级不会因政府发布土改法令就顺从地交出土地,农民也不可能靠自上而下的“恩赐”获得土地。针对这一情况,党强调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必须坚决执行毫不动摇地依靠农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力量,发动农民自己打倒地主以取得土地、保卫土地的群众路线的方针。

封建土地制度是造成农民贫穷和农业生产落后的总根源。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和基本纲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还有2/3的地区存在着封建土地制度。在大约有29亿农业人口的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新解放区和待解放区,封建土地所有制仍然严重地束缚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表明,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取得了基本胜利,但它的经济纲领尚未彻底实现。

  毛泽东说过:“中国的主要人口是农民,革命靠了农民的援助才取得了胜利,国家工业化又要靠农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所以工人阶级应当积极地帮助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也应当赞助这种改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更应当采取这种态度。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全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齐步伐,组成一条伟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就可以领导人民和帮助人民顺利地通过这一关。”①

1950年6月14日至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讨论由中共中央建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对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重要意义、《土地改革法》中有关政策的提出依据以及进行土地改革时应该注意的事项等,作了说明。报告指出:中国土地制度极不合理,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这种情况如果不加改变,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就不能巩固,农村生产力就不能解放,新中国的工业化就没有实现的可能,人民就不能得到革命胜利的基本的果实。而要改变这种情况,就必须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这就是我们要实行土地改革的基本理由和基本目的。这个基本理由与基本目的可以驳倒一切反对土地改革、对土地改革怀疑以及为地主阶级辩护等所根据的各种理由。

同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讨论土地改革法草案时,有一种意见认为,新解放区各地情况不同,在土地特别少的地区,如果不征收富农出租土地便无法解决大多数贫雇农最低限度的生活问题,建议在政策执行上应有一些机动性。中央认为上述意见是以不同地区的土地占有状况不同为依据的,决定在保存富农经济这个基本政策统一的前提下,对富农多余土地的处理,允许某些特殊地区因地制宜。

  三十一日清晨,毛泽东要到新乡去看引黄灌溉工程。那里当时属平原省,毛泽东坚持不要河南省委负责人陪同前往。临行前,毛泽东嘱咐说:“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这句话后来广为流传,成为动员和激励几代人治理黄河的响亮口号。

为保证《土地改革法》的正确实施,从中央到地方都抽调了大批干部组织土改工作队,其中吸收了相当一批新解放城市的青年和学生。在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的三年中,每年参加工作队的都在30万人以上。各地土改工作队都经过集中培训,认真学习土改法令,掌握各项政策和工作方法,分期分批下到农村开展土地改革。许多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过去几乎从未到过农村,对农民的贫苦状况并无切实了解,经过参加土改工作队,和农民一道同地主阶级作坚决斗争,深获教益,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增长了才干,有一大批人成长为懂政策、有能力、密切联系群众的干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②毛泽东转发陈毅报告的批语,手稿,1950年5月13日。

一是由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和财产,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富农所有之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省以上人民政府的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同时规定,半地主式的富农出租大量土地,属于封建剥削性质,凡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应征收其出租的土地。

这样,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从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搞“一刀切”。这项政策有利于从政治上中立富农,更加孤立地主阶级,减少土地改革的阻力,并有利于鼓励中农发展生产的积极性,稳定民族资产阶级的情绪,防止土改运动中出现“左”的偏差。

  如果把土地改革法关于保存富农经济的规定,同毛泽东最先提出保存富农经济的思想作一个比较,可以看出,经过党内外充分的民主讨论,集思广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的决策,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而最后达到完全一致。在此过程中,充分体现民主精神。这种民主精神不仅表现在最初广泛征求党内各种不同的意见,也表现在七届三中全会上的充分讨论和各抒己见,又表现在全国政协会议中的民主讨论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堪称为“民主决策的一个范例”。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为了在农村反霸斗争过程中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新区在土地改革开始之前,普遍进行了减租、减息和退押工作,主要是减少农民交给地主的一部分地租额,一般为“二五”减租;同时减交农民向地主借贷的一部分高额利息。针对南方土地租佃关系中广泛存在的押租制,即农民租佃地主的土地时必须先交纳押租金,人民政府规定:在原则上地主应将押租金退给农民,但不应翻老账,不应计算利息。开展减租、减息和退押工作,是从经济上反对地主阶级的地租剥削,包括地租以外的额外剥削的重要步骤。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所受的经济剥削,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受到战争破坏的农业生产较快恢复和发展。

  毛泽东的批判是尖锐的,严厉的。他把武训行乞兴学放在中国近代革命历史发展的具体环境中加以分析,并进而引申到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历史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根本问题。

三是增加了对小土地出租者的政策规定。《土地改革法》规定:革命军人、烈士家属、工人、职员、自由职业者、小贩以及因从事其他职业或因缺乏劳动力而出租小量土地者,均不得以地主论。其每人平均所有土地数量不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量200%者均保留不动。超过此标准者,得征收其超过部分的土地。由于小土地出租者的土地所占比重很小,基本不动这部分土地,对于满足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和发展农业生产并无大的不利,而照顾这些人,尤其使他们当中的生活困难者得以维持生计,可起到社会保险的作用。

  ⑩夏衍:《〈武训传〉事件始末》。见1994年7月16日《文化电影时报》。

《土地改革法》颁布后,政务院相继制定和公布实施与之相配套的法规、政策,包括《农民协会组织通则》、《人民法庭组织通则》以及《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等。关于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政务院具体规定了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工人等成分的标准,并明确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依其家庭成分决定,其本人的阶级成分,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决定”。对小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手工业资本家、手工业工人、小商小贩、开明士绅的划分以及地主成分的改变等问题,也分别作了规定。

  建国后的土地改革,和建国以前的土地改革,情况有很大不同。它是在取得全国政权并且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条件下进行的;而过去是在激烈的战争条件下、在与资产阶级隔绝的情况下进行的。它的直接任务,也从主要是支持革命战争转变为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毛泽东的报告中最具有动员力量、并且长久地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就是关于争取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所需要的三个条件的阐述。对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来说,这个报告中别的内容或许忘了,不记得了,但是这三条总是不会忘记的。

  当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策后,局势发生重大变化,七届三中全会原来确定的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总任务和总方针要不要作出调整,如何调整,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个学习运动的发起,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之初广大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愿望和要求,同时也是适应国家进行各项改革和建设的需要。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会上讲话,指出:“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④

  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12月4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页。

  ⑤叶子龙,当时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照毛泽东的本意,他是主张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的。但他没有立刻否定邓子恢的意见,而是继续征求其他大区负责人的意见。五月一日,他在复邓子恢并告饶漱石的电报里,一面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鉴于富农出租地数量不大,暂时不动这点土地影响贫雇农所得土地的数量也不会大,现在我的意见仍以为暂时不动较为适宜。”一面要中南局根据他们的意见起草一个土改法令草案,同时要赞成暂时不动富农出租土地的华东局也起草一个和中南局不相同的土改法令草案,以便在中央会议上对照讨论。

  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写了第三个批语。这个批语是针对华东军政委员会八月二十八日的电报,此电转报了苏北区党委对治淮的意见。其中第三项提出:如果今年就实行导淮的话,原定的土改等工作部署就要改变,苏北今年整个工作方针就要重新考虑。而且在导淮工作的各项准备上“均感仓促”。毛泽东表示:“此电第三项有关改变苏北工作计划问题,请加注意。导淮必苏、皖、豫三省同时动手,三省党委的工作计划,均须以此为中心,并早日告诉他们。”⑩

  平抑物价的关键,在于稳住上海和其他几个大城市的物价,尤其以上海为主。只有稳住上海,才能稳住全国。在上海刚解放不久,一九四九年六月十日,经毛泽东同意,上海市军管会曾采取断然措施,查封金融投机的大本营上海证券大楼,沉重地打击了破坏金融的非法活动,取得“银元之战”③的胜利,使人民币得以比较顺利地进入市场流通。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尽管面临着许许多多困难,但它是一个充满朝气和希望的国家,具有巨大生命活力的国家,必定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人们从毛泽东坚定而充满必胜信心的话里,是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的。

  三月十二日,毛泽东致电新解放区各中央局、分局负责人,提出:“在今冬开始的南方几省及西北某些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但不动资本主义富农,而且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解决半封建富农问题。请你们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些。”毛泽东详细地阐述了这样做的理由:“第一是土改规模空前伟大,容易发生过左偏向,如果我们只动地主不动富农,则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并防止乱打乱杀,否则很难防止;第二是过去北方土改是在战争中进行的,战争空气掩盖了土改空气,现在基本上已无战争,土改就显得特别突出,给予社会的震动特别显得重大,地主叫唤的声音将特别显得尖锐,如果我们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待到几年之后再去动他们,则将显得我们更加有理由,即是说更加有政治上的主动权;第三是我们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现在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组织上都形成了,而民族资产阶级是与土地问题密切联系的,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起见,暂时不动半封建富农似较妥当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在多次会议上,继续强调要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

  同时,革命胜利引起了社会经济改组。这种改组是必要的,但暂时也给我们带来很重的负担。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现在我们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他们惶惶不可终日,很不满。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

  长江是中国最长的河流。它自三峡奔腾而出,到湖北宜昌以下豁然开阔,在长江中游地区形成辽阔的水网地带,滋润着湘鄂两省广袤肥沃的土地。但一到夏日,暴雨连绵,江河横溢,又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其中,从湖北枝江到湖南岳阳城陵矶这一段,人称“荆江”,更是首当其冲。

  毛泽东的讲话,着重地阐述了三中全会的策略路线问题。他已经察觉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进攻面太宽,走得太远,搞得太紧张,十分不利,因此非常必要提醒全党注意策略问题,防止胜而骄。必须确定进攻点在哪里,应当团结、合作的方面是哪一些,以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方面,缓和一切可以缓和的地方,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在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建立起人民政权,并且根本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

  他说:“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我和大家都相信,这些条件是完全有把握地能够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争取其实现的。到了那时,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国家整个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了。”⑥

  电影《武训传》写的是一个真人的故事。主人公武训,原是清朝末年山东堂邑县的一个乞丐。他靠着乞讨,筹款兴办义学,想让更多的穷人家的子弟能够读书识字。但这种想法,在封建制度的统治下是很难做到的,甚至是做不到的。所以,在筹拍这部影片的时候,夏衍就曾经表示过:“武训不足为训。”⑩

  ⑧兰封县,今属兰考县。1954年,兰封、考城两县合并,改称兰考县。

  全国政协会议后不久,十二月五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一九五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这个指示提出:要“使我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国防军,而且是一支生产军,借以协同全国人民克服长期战争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加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这篇社论发表以后,对电影《武训传》展开了比较集中的批判。六月十六日《学习》杂志第五期发表了署名杨耳的文章《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毛泽东事先审阅了这篇文章,有针对性地加写了几段文字。

  在全力支持抗美援朝战争的情况下,就国内财经工作的部署来说,还有一个“稳”(稳定市场物价)与“建”(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先后顺序问题。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权衡利弊得失,确定在两者中把稳定市场物价放在优先地位。

  电报中说:

  ①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50年9月21日。

  我们当前总的方针是什么呢?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

  从一九四九年七月底毛泽东提出克服困难、恢复经济的三项根本性质的工作以来,经过八个多月,根据新的实践经验,作了新的调整,把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列为恢复国民经济的条件之一。这样,中国共产党关于恢复国民经济,就有了一个更为明确和完善的指导方针。

  在徐州,毛泽东登上云龙山顶,远眺清朝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改道以前的黄河故道。他深有感慨地说:过去黄河流经这里七百多年,泥沙淤积很多,夏秋季节常常决口,泛滥成灾,给群众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困难。乾隆皇帝四次到这里视察,研究治理黄河的问题。但由于各种原因,他治不好黄河。现在解放了,人民当家作主,我们应当领导人民,把黄河故道治好,变害为利。山上山下、城市道路两旁,都要多栽树,防风固沙,改善人民生活环境,治理战争创伤,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⑤傅作义,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水利部部长。

  毛泽东上了车,继续向新乡驶去。看完引黄入卫新渠,毛泽东感慨地说:从黄河到卫河,这条人民开发的新渠,改变了黄河下游过去只决口遭灾、不受益的情况,起到了造福人民的作用。⑨

  上海是全国第一大工业城市,又是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本家最集中的地方,它的一举一动都牵动全国其他各大城市。而上海私人资本所遇到的困难,公私之间所出现的矛盾,又显得更为突出。因此,毛泽东十分注意上海的动向。

  情况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二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和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并送上他主持起草的《政务院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规定》初稿请毛泽东审阅。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批示:“(一)同意你的意见及政务院决定;(二)请将你这封信抄寄邓子恢同志”。②

  在发言记录稿中谈到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的地方,毛泽东的批语是:“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以扶助使之发展。”

  饶漱石说,华东的情况是,不动富农的出租土地,贫雇农所得土地占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动富农的出租土地,也不过占到百分之七十到七十五。这样,他仍认为不动富农出租土地比较好,因为有利于生产。

  从上述毛泽东几个批示里,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毛泽东关怀灾民的迫切心情和治理淮河的坚定决心。

  发言记录稿中谈到,“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毛泽东的批语是:“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③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12月4日。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页。

  中央要各地算这笔帐,是为了在两种富农政策之间作出抉择。一种是对富农土地财产一律不动,一种是只没收富农土地的出租部分。这笔帐算清楚了,心中有数,才好下决心选定一个比较恰当的政策:既能适当满足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的土地要求,又能达到中立富农的目的。

  毛泽东在领导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非常关注思想文化方面的情况。

  发言记录稿中提出,“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毛泽东的批语是:“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毛泽东还写道:“除盐外,应划定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

  ⑧《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3-76页。

  ⑨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语,手稿,1950年8月5日。

  在新区土改过程中,按照新的土地改革法征收了富农的大量出租土地的全部或一部,许多地方还征收了富农的小量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大部。这样,实际保存下来的富农经济就不多了,在土改后的农村生活和随后兴起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没有成为大问题。

  ⑩《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12页。

  与会者对富农政策以及土地改革的其他政策展开了讨论。八日,邓子恢和饶漱石在大会发言中,又重申了各自的意见。

  由于富农在农村中的这种特殊地位,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对富农的政策曾几经改变,并在党内发生过严重分歧。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是主张对富农和地主加以区别的,提出中立富农、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在“左”倾路线统治中共中央的时期,他的这种主张被指责为右倾,受到压制。抗日战争胜利后,为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中共中央改变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通称《五四指示》)。在这个指示里,规定“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应使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但是这个规定实际上没有得到贯彻实施,很快就被发动起来的群众冲破了。随后,根据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土地法大纲》,实行彻底平分土地的方针,富农的土地被平分,其多余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等也被征收。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实行了消灭富农的政策。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作过这样的解释:“冲破《五四指示》是群众的行动。离开政治形势讲问题讲不清楚。生死存亡,这边是贫雇农、中农、城市小资产阶级,那边就是国民党、地主、帝国主义,那时候富农就对你那么好?所以那时是不能提出中立富农的口号的。”③

  ④毛泽东致林彪电,手稿,1949年12月18日。

  中午,毛泽东回到专列,继续驶往开封。毛泽东请陪同的河南省委负责人等共进午餐。饭后,毛泽东很有兴致地向王化云询问起治理黄河的规划情况。毛泽东说:长远打算好。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毛泽东还关切地了解了黄河高原水土保持工作的情况。后来,毛泽东提出南水北调的设想,或许就是在这时萌生的。

  为了保证抗美援朝和稳定物价的需要,有必要削减和压缩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放慢一下建设的速度。但这绝不是说不要建设,不能建设。这就要精打细算,勤俭建国,把节省下来的钱尽可能多地用到各方面的建设上去。

  “边抗、边稳、边建”,其中每一个方面对新中国都是严峻的考验。在提出这个方针之初,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对于能否圆满实现这个方针,心里并不十分有底。但是,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证明中国人民不但能够支持得住这场战争,而且能够赢得这场战争;不仅能够保持市场物价的稳定,而且能在最短时间里实现国民经济的恢复。

  九月十六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华东局和中央报告皖北地区灾民积极拥护治淮决定的情况,并提出调配粮食的建议。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将这份电报批给周恩来:“现已九月底,治淮开工期不宜久拖,请督促早日勘测,早日作好计划,早日开工。”①

金沙澳门官网58588金沙澳门官网58588,  “二十二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告诉我们,在任何一个驱逐敌人建立人民政权的区域,必不可免地要经过一个困难的时期。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但须付以必要的时间和艰苦的努力。有些地方,有几个月或者一年的时间就够了,有些地方则须经过两年、三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使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项工作完全脱离敌人所造成的旧的混乱的轨道,而完全走上新的巩固发展的轨道。为着克服困难,必须完成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这就是:(一)消灭封建势力,使农民得到土地;(二)实行精兵简政,简省国家开支;(三)在上列两项基础之上初步地恢复和发展一切有益的工业和农业生产。没有这几项根本性质的工作,所谓克服困难,只是一句空话。而要完成上述几项工作,在新解放的南方和西北各省,一般地说来,必须准备付以三年左右的时间,过于性急是没有用的。”⑥

  经过“银元之战”和“米粮之战”两次交锋,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财能力有所认识,开始认真考虑要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初步取得稳定市场的主动权,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创造了条件。

  全国解放以后,战争基本上结束了,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共同进行和平建设的时期到来了。在新的形势下,毛泽东考虑新区土改时,很自然地,首先会想到富农问题。他在访苏前主持召开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江南土改时,要慎重对待富农问题,要把对地主和对富农分为两个阶段进行。在访苏期间,他就土改中的富农问题又同斯大林交换过意见。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反映,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的工商组讨论会上,有人在私营工商业政策上发表了错误而混乱的意见。他经过了解发现,持这种观点的,在党内不是个别人,有一定的代表性。四月十二日,他便把这份发言记录稿送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并嘱咐叶子龙⑤立即送毛泽东阅。从保存下来的这份档案来看,毛泽东读得非常仔细,又画、又圈、又点,在打问号的地方,密密麻麻地写了大段大段的批语。这些批语主要是针对那种打击民族资产阶级、要挤垮私营资本的“左”倾的思想的。

  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正在草拟新的土地改革法。三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征询意见,列举出十四个问题,要求在二十天内答复。其中和富农政策有关的问题占了近半数,最主要的有:土地改革可否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采取中立富农、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的政策,对富农的土地财产一律不动?照此办法,无地少地的农民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于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几十?对富农的政策,如只没收分配其出租的土地,其余的土地财产一概不动,是否仍能达到中立富农的目的?照此办法,无地少地的农民又能分到多少土地,相当于全村平均数的百分之几十?

  “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这里所说的内外,不仅包括中国与外国,在目前,解放区与上海也应包括在内。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一九五0年底和一九五一年初,几个大城市上映了一部电影《武训传》,引起不小的轰动,几乎场场满座。北京、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报刊发表了不少赞扬的文章,作了许多过高过分的评介。比如,有的说,武训“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使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有的说,“武训兴学之革命意义,是和太平天国那样的革命意义有某种相同处——都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不过一重在革命武装,一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有的说,武训“站稳了阶级的立场,向统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争”,“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等等。从一九五一年春开始,逐渐发表了一些批评文章。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就这样开展起来了。

  总之,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我们的政策就是这样,我们的战略策略方针就是这样,三中全会的路线就是这样。”⑧

  海河并不长,却汇合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南运河以及大大小小的众多支流,构成华北平原的一个重要水系。由于当时海河流域雨量集中,地势平缓,特别在夏季一遇暴雨便泛滥成灾,直接威胁着华北平原主要产粮区和北京、天津两大城市的安全。

  从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六日,中共中央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财政经济、土地改革和军事等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特别是根据上海的情况,作出调整工商业的决策。

  治理海河工程,是和治理淮河的工程几乎同时开始的。

  在谈到改善公私关系问题时,毛泽东又一次谈到《共同纲领》。他说:我们的干部要熟悉和认真实行《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⑦。许多地方现在不是公私合作,而是公私“打仗”,不是各得其所,而是一得其所。国营经济与私人经济,应当在地位上有所不同,在待遇上一视同仁。所谓有所不同,是就领导地位来说,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经济是进步的,应当取得领导地位。所谓一视同仁,是指一般的待遇,在原料供应、劳资关系、市场、价格、内外交流等方面,都一视同仁。这样才能长久。“不看僧面看佛面”,我们要看工人,就是对资本家,也是有利的。除了军事工业带点垄断性,其余都应一视同仁。

  ①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11月29日。

  ⑨以上有关毛泽东1952年10月视察黄河的材料,均出自袁隆:《纪念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50周年》,2002年9月25日。

  第二年五月,组成由邵力子率领的中央治淮视察团,赴治淮工地检查工作。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这一题词被制成四面锦旗,由中央治淮视察团分送治淮委员会和河南、皖北、苏北治淮指挥部,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决心。

  一九五0年夏,安徽、河南交界连降大雨,淮北地区受灾惨重,为百年所未有。毛泽东在批阅淮北灾情的一些报告的时候,看到一份电报里说,有些灾民,因躲水不及,爬到树上,有的被毒蛇咬死。毛泽东看到此处,不禁流下了眼泪。

  毛泽东十六日立即复电:“税收问题和失业问题能照正确原则解决,取得各方同意妥慎进行,甚好甚慰。目前处在转变的紧张时期,力争使此种转变进行得好一些,不应当破坏的事物,力争不要破坏,或破坏得少一些。你们把握了这一点,就可以减少阻力,就有了主动权。”⑨

  ⑦《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毛泽东自提出调整工商业、改善公私关系的决策后,多次提到,必须实行《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的规定。

  六月六日,刘少奇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做土改问题的报告,谈到不动富农问题时,他举例说,有一个人有四十亩土地,全部出租,这个人就是地主,他的土地就应没收。可是另一个人,有九十亩土地,四十亩出租,五十亩不出租(自耕和雇人耕种),如果他出租的这四十亩不动,同前一个人比较起来,就有些不公平,这个问题需要大家考虑。他又说,不动富农,但有些“尾子”又要调整,这样,不动富农的规定就站不住了,这个问题也很值得考虑一下。从刘少奇提出的这些问题来看,他感到绝对不动富农出租土地,包括半地主式的富农的出租土地,是有困难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28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70页。

  当晚,毛泽东在开封河南军区驻地过夜。大家都休息了,毛泽东却在灯下兴致勃勃地翻阅《河南通志》、《汴京志》、《龙门二十品》碑帖等。这是他的一个习惯,每到一地,总要找当地的方志等阅读,了解当地的历史变迁和风土人情。

  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政府手里接收下来的就是这么一个烂摊子。由于物价暴涨,更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在新中国成立举国欢庆的日子里,却连续出现多次大的物价波动。每一次物价波动,都是由金融投机资本比较集中的上海等大城市领头带起来的。在上海物价暴涨时,出现了商店拒收人民币的情况,有些人兴高采烈,以为共产党的势力将随着人民币的消失而被挤出大上海。

  毛泽东的书面报告,清晰而概括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基本形势,提出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的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

  六月二十一日,经毛泽东审定的土地改革法草案又作了修改。修改后,提交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讨论通过。草案对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作了完整的规定:

  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的巨大胜利,同在经济上遇到的严重困难,形成强烈对比。有些人对共产党管理经济的能力表示怀疑,有的人根本就不相信共产党会把经济管好。他们在观望,说“共产党在军事上得了满分,在政治上是八十分,在经济上恐怕要得零分”。

  经过三、四、五三个月各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充分讨论和准备,在中共高层领导中间,对于经济问题,情况明了,方针有了,认识也已基本取得一致,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于六月六日在北京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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