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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金沙澳门官网手机版:阅益荐书,作者写给译者

浏览次数:78 时间:2019-06-13

江西人民版《边城》

推荐《凤凰之子——沈从文传》

凌宇(湖南师范大学教授):里耶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为湘西历史上的四大名镇之一。有一个成语“朝秦暮楚”,用以形容某些政客与文人毫无操守、变化无常的人格特征,但它用于里耶,却几近于写实。战国时期,曾在短短的60年间,一时属秦,一时属楚,反复更易达十次之多——里耶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但在我读书离开里耶之前,湘西及里耶历史文化于我,近乎一头雾水。正如苏东坡所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真正认识庐山,恐怕不只是要身在庐山,还得跳出庐山。最初,对湘西人的文化存在方式,我虽有身历,却缺少系统的理性认知。只是在后来的沈从文研究过程中,才较多地搜集、阅读了相关的历史资料与典籍,对湘西历史文化的来龙去脉及其特征才有了一个大体的认识,对自己身自何来,才恍然若有所悟。这种先天与生俱来的文化血缘与后天习学而得的文化认知,自然会给我的学术研究打上自己的印记。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术品格。湘西人文化品格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为人的坦诚与直率,敢于直面实在,最厌恶的就是做假与凡事弯弯绕。1981年,在我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会上曾经发生的我与导师王瑶先生就沈从文评价问题发生的那场激烈的论辩,就是这种湘西人的性格,在被逼无路时的一种自然流露。后来我在给王瑶先生的一封信中谈及此事,就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在我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前,我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相信先生也不会以学生轻易放弃自己的立场做法为然。二是在具体的学术操作层面,湘西历史文化对我研究课题即沈从文研究而言,更是一种无法绕开的存在。我曾说过,与其说是我选择了沈从文研究,不如说是沈从文研究选择了我。这就是说,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就是对湘西人的文化存在方式出神入化的书写。缺乏对作为中介的湘西历史文化的切身体验与相应的理性认知,真正认识沈从文是不可能的。

然而,译出《沈从文传》,只是万里长征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的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出版这部《沈从文传》?金先生这些信大部分是围绕这个关键问题而展开的。金先生有自己的坚守,希望这部书稿尽可能以原著的原始面貌出版中译本,但这在内地当时的文化态势下有相当的难度,那么如何解决这个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的棘手的问题,有无替代方案?金先生这些信所反复讨论的正是这些问题。他之所以谋求中译本在香港或在台湾出版,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与符先生的讨论是细致的,深入的,也是推心置腹的。金先生后来为繁体字版《沈从文史诗》写过这样一段话:“从读沈从文的生活的那本"大书",我们能了解中国二十、三十、四十年代的很多事情,我们也能了解人生的很多方面。”如果套用这句话,也许可以说,读这本小小的书信集,我们能了解中国八十、九十年代的一些事情,我们也能了解人生的一些方面。当然,《沈从文传》后来先后在内地和台湾出版了。但无论是简体字版还是繁体字版,都仍不是完完全全的原汁原味,只能说是尽可能地接近了原汁原味。

豆瓣评分:8.0

吴正锋:您对当代湖南作家作品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对任光椿、彭见明、孙健忠、李元洛、韩少功、谭谈、蔡测海、王开林、刘舰平等人作品进行了精彩的评论和深入的剖析,特别是提出了“重建楚文学的神话系统”,在当时的湖南文艺湘军中反响巨大,我在后来撰写《孙健忠评传》时引用了您的这个观点,您能不能谈一谈提出这一观点的文学背景及其价值意义?

译者:符家钦

学术赓续与文化传承

符家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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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宇:1978年,我考取了由王瑶、严家炎两位先生联袂招生的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生。其时,严家炎先生正和唐弢先生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因而前两年与我们接触不多。直到写学位论文阶段,两位先生分工,由严家炎先生负责我的论文指导,严先生为人严肃,不苟言笑,每次见他,如果你不提出问题,他几乎没有话说。因而在他面前,总感到一种拘谨。但这也只是一种表象,其实,在内心深处,严先生是一位热情、和蔼可亲的长者。王先生在我们面前,也十分严肃。但一旦触及他感兴趣的话题,便立即谈笑风生,一发而不可收。在治学方面,两位先生都没有给我们开过什么专题课。例行的做法是:按开出的书目读书,每一学期交一篇读书报告,中期一次考试,最后便是学位论文的开题与写作。他们看重的是学生自学,强调的是通读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及相关文艺学、美学论著。王先生从不和我们谈如何做学问。每次我和钱理群、吴福辉去他家登门求教时,他总是兴致勃勃地和我们大谈时政与文艺界的动向——他极善于捕捉报刊文论背后潜藏的信息。在我的感觉中,王先生似乎在通过非专业领域的问题,以开启我们的思维之径:从文字表象中抓住其背后潜藏的意旨。此外,有两件我至今未曾或忘的事。一是入学读研之初,出于对一些知名学者的仰慕,一听到哪里有学术讲座,我便随钱理群、吴福辉急匆匆地赶了过去。王先生知道后,对我们提出了批评。大意是:不要总是忙着去听讲座,学问不是听讲座听来的,而是靠潜心读书悟得的。讲座一般不会有什么新见,如有新见,早就公开发表了。一是钱理群就一篇学术论文写作向王先生求教事。钱理群的学术生涯,是从鲁迅研究开始的。当时,他想写一篇谈鲁迅进化论思想的论文,便登门求教于王先生。王先生对他说,要写这个题目,你得先弄清何谓进化论,其源头何在?进化论在西方,其表现形态如何?经历了些什么样的演变?在20世纪初,中国又是如何接受进化论的?鲁迅又是在何种意义上接受进化论影响的?当钱理群随后和我谈及这事时,听得我心里直流冷汗。——这对当时我这样一个尚未入学术之门的人来说,不啻是学术入门的启蒙课,使人明白了学问之道,首在于详尽占有与论题相关的全部资料。只有如此,方能言之有据。

《沈从文传》(全译本),1992年2月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社

同沈从文1949年以后的悲剧遭遇相比,这自然是另一样态的悲剧。重温沈、丁这一场公案,不能不让人感叹唏嘘。

《沈从文传》,1990年10月北京时事出版社

简介: 这本美国学者金介甫为沈从文写的传记《凤凰之子•沈从文传》,作者研究了大量的史实资料,以研究者的角度客观公正地对沈从文先生的思想,作品成就进行评述,解读。读完这本传记再去品味沈从文的作品,会让你从更广阔的角度体会作品的思想和深意。

沈从文坚决反对举办他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其原因在他给我的两封信中,说得虽不太直接,却十分明白,即担心因此给他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麻烦自然是政治层面上的。他曾对次子沈虎雏说过,“迫害感将伴随我终生”。联系到1949年以后的人生际遇,便不难明白这话的底蕴。这是否就是潜伏在他内心深处的弱点?

  这些年来,沈从文研究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门“显学”。回顾沈从文作品出版史和研究史,从1981年11月江西人民出版社重印《边城》,次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从文自传》开始,被禁锢多年的沈从文作品陆续重新出现在内地读者眼前。此后,一中一外两位作者研究沈从文的专著,也引起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很大的兴趣,这就是凌宇先生著《从边城走向世界》(1985年12月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和美国学者金介甫先生著、符家钦先生译《沈从文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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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宇先生

四,第五种也即最新版的中译本,又作了新的校订,作者并为这个最新版撰写了《新序》。

金沙澳门官网手机版,作者:金介甫 Jeffrey Kinkley(美)

吴正锋:您不仅全面审视沈从文创作,对其作品进行了历史创新性的解读和研究,而且以自己的一个滚烫的心灵紧贴沈从文孤独的灵魂,描绘其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这些成果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您对沈从文作品的发掘、收集、整理、选编、出版、传播等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贡献,为后来沈从文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这些成果却不大为人所知,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工作?另外,《沈从文全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由于出版过程较为匆忙,导致不少作品遗漏,请问当下是不是正准备出版《沈从文全集·拾遗》?

(本文为《金介甫致符家钦书信》的序言)

凌宇:研究沈从文,在当时具有一定的风险,这不是一个想没想过的问题,而是一个直接摆在面前的现实。

“书比人长寿”这句话,我已不止一次引用过,在这篇小序结束的时候,不妨再引用一次。今年是沈从文先生逝世三十周年,明年是符家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这本《金介甫致符家钦书信》的付梓,正是一个对文学巨匠和杰出翻译家的别致而意味深长的纪念。

吴正锋:沈从文与丁玲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新中国成立之后两人的关系却疏远了,特别是新时期之后两人还产生巨大的矛盾,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责任编辑:

我现在年事已高,已无法胜任对《沈从文传》补充或修改尚需进一步搜集与整理大量资料的工作,故不拟再补充与改写。——留有遗憾是古今中外一切著述的普遍规律。

《沈从文传》英文原版

吴正锋:做学问有时需要相当的学术勇气,敢于坚持自己的学术追求。您当时研究沈从文具有一定的政治风险,这个问题您想过没有?有没有思想准备?

作为读者,我感谢金介甫先生、本书策划人、编注者、译者和校订者等,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使这本小小的书信集得以问世。我也相信这本书信集虽然篇幅不大,但对研究《沈从文传》中译本的诞生过程,对研究沈从文研究史、对研究沈从文其人其文都会有所启发,有所帮助。

凌宇:确有其事。学位论文开题时,我原本打算专论沈从文。由于不认同我对沈从文的看法,王瑶先生否定了我提交的论题,只好改题为《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审美特征》(后分别以《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演变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和《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形式美》为题公开发表)。由于王、严二导师分工,我的论文由严家炎先生负责指导,故具体写作过程王先生未曾参与。论文写成后,由于不认同我的观点,王先生不同意提交答辩。后来是乐黛云先生居间调停,王先生方才同意。答辩伊始,王先生就明确提出,不赞同我的两个基本立场。一是论文中的扬沈抑左翼文学的倾向,二是论证过程中所涉及的“异化论”立场。当时我的感觉是自己被逼到了悬崖边上,只能作一番“垂死挣扎”,尽自己所能为自己的观点抗辩,以求论文的一线生机。让我不曾料到是,在我极力抗辩后,王先生最后也投了我的赞成票。后来,钱理群还将此事作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北京大学学术精神的案例宣扬过。其中,王先生表现出来的宽阔学术胸襟,是我一生都不会忘却的。陈平原曾对我说,在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前,王先生对他说,答辩时,对一般的问题,能答辩则答,不能回答的可以不答;对涉及论文要害的问题,就得尽其所能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当年凌宇如果不是敢于抗辩,我就不会让他的论文获得通过。

同样,您的学术论文充满了真知灼见,同时具有内在的气势和情感,文字优雅准确,富有文采,这也是一般学者很难做到的。请问这与您的文学研究所追求的风格有关吧?而且,从您的著述中可以感受到您的古文功底深厚,这是什么时候打下的?

作者:陈子善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吴正锋:您是中国内地第一个将沈从文作为专题研究的专家,您不仅打破了长期以来将沈从文当作“反动作家”的历史偏见,论证其创作的进步性与积极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您是从沈从文的作品出发,还原沈从文创作本来的历史面貌,对其思想价值和艺术特征进行了极有深度而且富有成果的论述,至今成为沈从文研究绕不开的一道门槛,不断给后来沈从文研究者以启示和借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您的沈从文研究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具有永久的价值。

《凤凰之子:沈从文传》,2000年1月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吴正锋:我们知道,沈从文的书法造诣很深,当年他准备送您条幅让您挑选,您挑选了沈从文下放到湖北咸宁所作的一首五言诗,究竟是哪首诗?收入《沈从文全集》了吗?为什么沈从文后来又不给您了?

凌宇:与我对沈从文的研究相比,我更看重自己对沈从文作品的发掘、收集、整理、编辑诸方面所做的工作。因为个人的研究只不过是“一家之言”,即便是这一家之言,也必须建立在作家作品全貌的客观存在基础上。而作家作品的客观存在,则是判断言人人殊谁个对错的唯一根据。

读金先生这些信,不难发现作者对译者的尊重和信任。他在1989年1月10日致符先生的信中强调:“作者和译者的心灵相通才是追求完美的唯一途径”,而金先生和符先生之所以能够心灵相通,在我看来,最为关键的一条在于,他俩都真的喜欢沈从文和沈从文创造的文学世界,都是沈从文的忠实读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两位都是“沈迷”,作者认为沈从文“永远是全世界所欣赏的文学大师”,译者也说过“我从小就是沈老作品的爱读者”。所以,作者在写了研究沈从文的博士学位论文后,意犹未尽,再接再厉,写出了这部《沈从文传》;也所以,译者不顾高龄,在荒芜先生的建议下,在萧乾先生的帮助下,尤其得到了作者的全力支持,在沈从文谢世之后,克服种种困难,潜心译出了这部《沈从文传》。

凌宇著《从边城走向世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

沈从文接待金介甫,1980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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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介甫先生撰写了沈从文研究史上第一部博士学位论文,而这本《沈从文传》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本沈从文学术传记。尽管作者本人谦称此书还“不完美”,但正如译者在此书《译后记》中所指出的:它“史料详实,持论平允,把沈从文的生活道路和创作成就作了透辟分析,既实事求是,又不为贤者讳”。《沈从文传》在中外沈从文研究史上已经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当时,内地的沈从文研究才起步不久,十分需要《沈从文传》这样的学术传记以为借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因此,将其译成中文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而这个光荣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到了“心细如发,一丝不苟”(汪曾祺语)、有丰富翻译经验的符家钦先生身上。

凌宇:1949年后,沈从文放弃文学创作改行从事文物研究,主要有自内自外两个原因。一是外部形成的政治压力。1948年,郭沫若与冯乃超在香港《大众文艺》上,分别发表《论反动文艺》和《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判定沈从文的创作近于春宫画,并“一贯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桃红色”作家,与“地主阶级弄臣”。北京解放前夕,沈从文置于其间的北京大学校园里,挂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大幅标语。将沈从文视为“反动作家”,几乎成了革命文学阵营的共识。以郭沫若在革命文学阵营的地位——继鲁迅之后的文艺界的旗手,其举止自然并非空穴来风。基于此,沈从文疑心自己已成新政权内定的将采取极端措施的对象。极度的紧张导致沈从文的精神崩溃,以至出现了“迫害狂”式的精神分裂症兆。将沈从文这段时间留下的“狂言呓语”与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狂人的自叙比较一下,二者对外部世界的感知方式与叙事口吻,何其相似乃尔!张兆和先生曾向我谈及,这段时间,出于政治恐惧,成天怀疑有人在他家附近秘密监视他。实际上是他家请的一位类似今天的男家政角色,是一位偷窥狂,常常做出诸如从门缝偷窥沈从文的举动。二是源于内部的自我反省。在入中央革命大学学习之后,沈从文深感自己长期形成的看人论世的思维方式与创作定势,即丁玲80年代曾说过的“沈从文那一套”,与新的社会对文学创作的要求无法合拍。在他留下的“跛者不忘履”的相关文字中,就有他曾一度想重新拾笔创作,最终又不得不放弃的矛盾心态的记录。

沈从文金介甫长城合影,1980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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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一种中译本当然有首次引进之功,但删去了英文原著的全部六百四十六条注释,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传记有了很大距离。

凌宇:你所说的这些诗词辞赋,全是怡情悦性之作。最初写《沁园春·里耶》三题,起因于我家乡里耶三万七千余枚秦简出土的惊天大发现。一者由于这一考古发现的重大意义,二者出于我的家乡情结,遂写作了该词。起始,我全然不顾声律,只是按词谱规定的字、句数与句式的排比、对仗要求敷衍而已。一位旧友看后,直指出十余不合平仄之处。这一批评让我汗颜,遂下决心攻克声律难关。幸好这只是技术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问题基本上获得了解决。

凌宇:从今天看来,《从边城走向世界》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与不足。最主要的问题,是在当时历史情势下,尚未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社会学理论模式的束缚。这自然会对沈从文创作的独特性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形成遮蔽。以至金介甫读过该书《绪论》后,便提出了奢谈沈从文是不是反动作家有何意义的质疑。其实,这是金介甫对中国现实情境缺少切身感知。在众口一词认定沈从文是一个“反动作家”的背景下,如果不推翻这一荒唐的政治定性,便无从获得研究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对这些同一种英文原著的不同版本的简体字中译本,应作如下的说明:

(吴正锋,湖南省社科院文学所)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2018年8月5日完稿于沈从文先生喜欢的莫扎特音乐声中

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是一部很不错的人物传记。他比我聪明,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切入角度,即个人与时代、社会的关系。这种关系构成的紧张状态,不独体现在沈从文身上,也体现在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故极具典型意义。全书史料翔实,文字颇佳,尤其是结尾,指出当社会大潮退去后,站起来的却是个人,令人感慨又启人之思。当然该书也有不足之处,这体现全书对沈从文心路历程的叙写,几近于沈从文的“自述”,而从其他层面的“他述”及相关证言,则显得薄弱。《风雨十载忘年游》,记叙的是我与沈从文交往的切身经历,又有自我的情感与人生感悟的投入,也算得是我对自己这段人生经历的不可忘却的记念。

一,从第一种中译本起,每个版本都有沈从文高足汪曾祺写的中译本序;从第三种起每个版本都有作者写的中译本《新版序》。

——凌宇先生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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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文化 沈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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